从福岛核事故看日本的核电技术发展【3】

日本在引进两种轻水堆之后，其运行过程也暴露出严重缺陷，例如沸水堆的不锈钢水管出现龟裂，压水堆的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损伤导致辐射能泄漏到汽轮机方面等。故障多发导致停机频频，设备利用率只有40%。为此，通产省于1975年开始以“产官学”合作方式推进了三次轻水堆改良计划（1975～1977年度、1978～1980年度、1981～1985年度），其目的除了冀望克服轻水堆缺陷外，也抱有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增强自主开发能力的意图。三次改良计划在提高设备利用率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沸水堆设备利用率从1975年的35.4%提升到1984年的72.2%，压水堆设备利用率从1975年的46.6%提升到1984年的76.2%。尤其是第三次改良计划，其重点是开发 “改良型轻水堆”，改良型沸水堆（ABWR）取得了实际成果，在该计划结束十几年间先后建成了四个机组，改良型压水堆则未能产生商用化成果。上述种种充分展现了日本核电产业在技术应用层面具有较强的模仿能力和改良能力，同时也暗含着基础研究弱、自主开发能力不强的不足。

（三）核燃料循环技术自主开发乏善可陈，暴露日本科技“应用强、基础弱”

战后日本依靠技术引进有力地推动了诸如钢铁、火力发电、石油化工、半导体等技术领域的发展，对实现经济发展“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日本对核电技术的引进具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特殊性。

战后日本绝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引进都是在本国已具备一定研发基础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因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主要是在他国领土上进行，虽然日本本土在战争后期也因美军空袭而遭到严重破坏，但明治以来长期营建而成的钢铁、火力发电、电子通信等工业基础大都保存下来，尤其是较工业设施更为重要的技术人才。可以说，即使一切都被破坏了，只要有“人”（训练有素的科技人才和技能劳动者，战后日本没有发生如同联邦德国那样优秀科学家和研究设施遭不同占领国争夺的情况），工业发展就会很快赶上来。然而，这种“在本国已具备一定研发基础”的情况与日本的核电技术引进显然无缘，这是因为虽然日本在战争期间也曾搞过核武器开发计划，但基本上一事无成，而且在1945年战败后，联合国严禁其搞核能研究，日本的核能研究无论在设施上还是在人才上都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但是，日本依靠其战前工业化的遗产（包括人才、设施等）在引进商用反应堆方面依然进展迅速，这主要是因为核电反应堆实际上是采用核燃料的“锅炉”，在反应堆的堆芯以外，可以利用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火力发电（锅炉）技术（如蒸汽涡轮机等）。然而，到了发展核燃料循环技术环节，由于涉及无法依赖引进的“敏感技术”，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自主开发，这就使日本核电技术队伍特别是主管核燃料循环技术的日本科技厅犯了难。

就日本的核燃料循环技术而言，铀浓缩、后处理、快堆以及高放射性废物处理是“四大关键”。由于没有军事核技术基础（没有成功制造原子弹的技术积累），日本核电产业在发展初期既无铀浓缩的能力，又没有对核电站使用过的燃料进行后处理的能力，对放射性废物的处置也是“得过且过”，暂时存放，因此在一个时期内日本核电产业被形容为“既没有厨房又没有厕所的公寓”。由于民间企业出于经济效益考虑，对尚未达到商用化阶段的铀浓缩、后处理及放射性废物处理等研发项目缺乏兴趣，为此日本政府将核燃料循环的 “四大关键”作为大型“国家计划”，由国家投巨额资金，由科技厅和“动燃”进行一元化管理，取得研发成果后再由通产省推动企业将成果商业化。然而，这些新技术研发项目多数都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通过对日本研发核燃料循环技术过程与引进商用核电技术过程进行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科技“应用强、基础弱”，“民间强、政府弱”，“模仿能力强、自主开发弱”的特征。作为“二元体制”一极的科技厅与“动燃”集团在没有现成技术可模仿、只能依靠基础研究积累进行自力更生开拓的核燃料循环技术领域的业绩实在是乏善可陈，其中进展比较顺利的是铀浓缩。然而科技厅集团在铀浓缩方面取得的成绩也仅仅是开发了离心分离试验机而已，在试验机以后的发展阶段，主导权就转移到了电力和电机制造等民间企业方面。至于铀浓缩技术以外的领域，诸如后处理、快堆等的研发，均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挫折。这应该说是对战后日本在核电技术领域采取一味依靠引进、照搬美英技术的发展路线的“报应”。与之对照，同一时期的联邦德国采取了以自主开发为主、同时结合引进的发展路线，其核电技术得到了比较平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