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岛核事故看日本的核电技术发展

冯昭奎认为，日本福岛核事故是已有先兆的危机，从日本核电技术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其发展路径存在缺陷，如美日政府共同制造的核电“绝对安全”神话促使日本核电事业迅速起步，一味引进存在本质缺陷的美式轻水堆给核电安全埋下隐患，核燃料循环自主开发乏善可陈暴露出日本科技“应用强、基础弱”、“模仿能力强、自主开发弱”的瘸腿特征，基于核电技术军民两用特征，日本发展核电存在“双重动机”，对可转用于军事的“敏感”技术投入过多等。种种因素影响了日本核电产业对民用技术的改进完善，各种不安全因素日积月累，最终酿成大灾难。

冯昭奎在文章中写道，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大地震和大海啸，引发了福岛核电站七级事故，至今余波未平。应该说，福岛核事故是已有先兆的危机，是偶然中的必然，存在一系列教训。诸如迷信核电“绝对安全”神话，早期核电站（特别是发生事故的福岛机组）选址过度拘泥于美国设计标准和成本因素，“多业主”核电体制分散了核电专业力量，在后处理工厂运行中只顾降低成本而忽视安全要求等。可以认为，这与战后日本核电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及路径缺陷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一）美日政府共同制造核电“绝对安全”神话，促使日本核电事业迅速起步

福岛核事故发生意味着在日本盛行一时的核电“绝对安全”神话的破产，而核电“绝对安全”神话恰恰是美日政府为了在一个经历过原子弹轰炸酿成人间惨剧的日本，发展一种在技术实质上与原子弹“本是同根生”的核电产业而刻意制造出来的。

在曾经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和“第五福龙丸”事件冲击的日本，欲迈出发展核电产业的第一步，首先需要的不是基础研究和自主技术开发（因为可以依赖美国技术），而是对民众的“洗脑”。“洗脑”的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和平利用核能是如何地“美好”和“安全”，尤其是为了推进核电站建设，多向民众介绍核电的安全性，而且把安全性说到极致和绝对的程度，造就了核电“绝对安全”神话。日本的核电技术和产业要大踏步迈进，需要以核电“绝对安全”神话作为垫脚石。正如船桥洋一所说：“一些利益团体为了获得人们对核能的广泛支持而对其（核能）大肆鼓吹，我们的核工业因此陷入了‘绝对安全'的扭曲神话。这种安全神话讲久了，连编造神话的人都信以为真了。”

伴随核电“绝对安全”神话日益深入人心，1955年11月日美两国签署了《日美核能协定》，美国承诺向日本提供试验用反应堆的设计资料，并借给日本六公斤铀235浓度为20%的核材料。这对于有了预算却不知怎么花的日本核电推进派来说无异是一场及时雨。同年12月，代表保守势力的自民党与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通力合作，推动《核能基本法》等“核能三法”迅速获得国会通过。这反映出，至少在战后一段时期，日本主要政治力量一致推动以核电为中心的核能科技和产业发展，其动机首先是着眼于以核能作为“复兴日本”、开发新型能源的强国利器。

1956年1月1日核能委员会建立，并在9月“内定”了“核能研究开发利用长期计划”，确定了“以国产化为目标，积极引进国外技术”的核电发展方针。根据《日美核能协定》，日本于1956年6月在茨城县东海村设立了日本核能研究所，并为美国借给日本的浓缩铀设立保管场所和相关研究机构，东海村成为日本核能研究的中心地。利用美国提供的设计资料，设在东海村的动力实验堆JPDR（美式沸水堆）于1963年10月26日首次成功发电，作为纪念，每年的10月26日被定为日本的“核能日”。

正是把日本建成“遏制共产主义防波堤”的全球战略需要，促使美国成为启动日本核电开发的主要推动者，并在相当长时期成为日本建设美式实验反应堆所必须的浓缩铀的唯一提供者。而且，启动日本核电开发的两个关键人物——中曾根康弘和正力松太郎都与美国关系密切，受到美国的特殊青睐和提携。也正是日美核电利益集团共同制造的核电“绝对安全”神话，加上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东风”劲吹，使日本各大电力公司得以在20世纪60年代接连完成了16处核电站的选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