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2】

日本的“神国”论直接推衍出海外扩张论，而其中的观念联结便是“八纮一宇”说。

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臆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书纪》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之安。”这正是“八纮一宇”的形象诠释。

甲午海战的日方军舰 资料图片

“雄飞海外”、将八方疆域收入治下，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整个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其字面义为“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大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践行“八纮一宇”的海外扩张

作为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格言，“八纮一宇”决非徒快口耳的言辞，而是实行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履“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迫使朝鲜半岛人众为其臣民，并掳掠奴隶、布帛，后高句丽军击败倭军，倭王退回日本。

6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新罗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村江之役”。史载：唐将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旧唐书·刘仁轨传》）惨败的日本认识到唐朝强大，遂有多次遣唐使的派出，士人、僧人学习先进的唐文化蔚然成风。这是日本学习强者、欺凌弱者的国家性格的一次完整表现。此后近千年，日本因内争频仍，国力孱弱，对外征伐有所收敛。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平定战国纷争，握有一支久经战阵的武装，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90年冬，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还狂妄地说，以日本这样的“刀箭锐利之国”可以轻取“大明长袖之国（意指文弱的士大夫之国）”。

1591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锋指明朝，宣示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将北京周围十“国”之地献为御用，并任命义子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朝鲜则交给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统治。丰臣秀吉拟驻宁波，统治从东亚到印度洋的广大区间。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朝鲜、明朝的战争，中国史称“万历朝鲜一役”。此役战败归国的丰臣秀吉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