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3】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当时从未有过。天智朝以来1220余年间，我兵出国征讨，大收宣扬国威之效者，仅有两次：其一，是文禄、庆长之际丰太阁（丰臣秀吉任职太阁——引者）征韩之役；其二，是此次对清军的讨伐（指甲午战争——引者）。”

可见，近代日本侵略战争，以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海外为直接先导。丰臣秀吉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指天主教）“异学”（指西洋文化）入境，幕府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并通过强化军事组织，实现军政一体的“武家统制”，武士居社会强势地位，而武士的本性充满杀伐和武力扩张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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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乃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山鹿素行讴歌“忠节”“尚武”的《武教小学》《山鹿语类》，推尊为“武士道的宪法”，被近代日本军人奉为经典。山鹿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尤其是“集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将日本古书《古事记》描述的“天照大神”视为实有的帝王，称其“皇国之古道”为最高境界，追求以“神道”为代表的日本文化原始精神，反对儒家思想，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高倡“神国”日本统治世界。本居宣长的弟子平田笃胤反对儒学派崇拜中国，力倡“复古神道”。

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

江户后期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他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宣称兼并亚洲各邻国、统治全世界是上天赋予日本的使命。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

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