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4】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此种主张颇类似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如同动物世界，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日本奉行丛林法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荫，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中日《马关条约》中文本 资料图片

吉田松荫承袭本居宣长、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之后，幕府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长州藩士吉田松荫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吉田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

吉田松荫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奉行吉田精神，竭力跻身欧美列强行列，争取瓜分弱国的财富与领土。

吉田松荫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

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与吉田松荫类似的幕末思想家不在少数，如桥本左内力主依强凌弱，于1857年提出“日俄同盟论”，向俄国“乞求和亲”，集聚国力侵略朝鲜、中国。吉田、桥本等人的战略设计，为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重臣所借鉴，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以中国、朝鲜为日本“利益线”论，伊藤博文逼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宣示的“侵华有理”论，皆师承吉田松荫和桥本左内。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学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力主学习欧美，与其“共进退”，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福泽著文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