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5】

为着“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力倡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对日本的国权和被侵略国的国权，一些重要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取绝对的双重标准，上述福泽谕吉如此，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亦如此。井上一方面号召日本人为“保全自己所属的国家的独立的体面而竭尽全力”，另一方面认为朝鲜、中国应当拱手交出国权，因为这些国家失去了作为国家的实力与资格。这是赤裸裸地鼓吹“侵朝、侵华有理”论。

从中世的丰臣秀吉，近世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到近代的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已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作了思想铺垫。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荫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现代日本一直把井上哲次郎推为学院哲学奠基人，广受尊崇；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很少对福泽、井上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

日本对发动侵略战争缺乏文化反思

日本是近现代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犯下严重的侵略战争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对发动战争（主要是太平洋战争）的罪行有所清算，但很不彻底。这与美国冷战战略相关：为了让日本充当反苏、反共防波堤，也为了压制日本左翼，美国占领当局改变对日政策，停止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解除对日本的二战战犯及高官的清洗令，允许日本发展军备，曾遭“整肃”的前战犯（岸信介等），活跃在日本政界，右翼重返政治舞台中心致使日本清算侵略战争的力度远不及德国，对赞颂侵略战争的文化传统更未作深入反省。

因有波茨坦公约、东京大审判等作出的历史性结论高悬，又有“和平宪法”制约，日本右翼对二战的翻案只能隐隐绰绰、吞吞吐吐地进行，而对“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则基本保持明治时代以来的价值评判。我在日本讲学几年间，考察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各种历史纪念地，发现到处充溢着对“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方胜利的赞颂与狂喜。这正是日本以侵略战争为荣的文化传统未获严正清算的表现。

120年前的7月，蓄谋已久、精心备战的日本，对清朝陆海军发起突袭，清廷消极应战，经9个月交手，清方陆师一败于朝鲜、再败于辽东，旅顺军港不战而弃，清廷花费巨资建立的北洋水师，在黄海被日本舰队或击沉或俘获，一舰无存。1895年4月，“海陆交绥，战无一胜”的清廷，由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控制朝鲜，掠占台湾，索取库平银二万万两赔款，加上“三国还辽”追加三千万两赔款，共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国库收入、日本十年的国库收入。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日本则得以在帝国主义路径上狂奔。

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非正义侵略战争，打断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创巨痛深”，而日本却将这场自己发动的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称之“义战”、“文野的战争”，百余年来，这种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没有在日本得到驳正。